上海的机遇与责任

上海的机遇与责任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同时被批准的还有珠海、汕头和厦门。1984年5月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14个城市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改革开放之风开始陆续吹开沿海开放城市的大门。一个开放的中国，靠着改革带来的加速度，在30多年后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　　“(上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如今，机遇降临到上海自贸区。2013年7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从外滩到浦东，再到上海自贸区，这座经济、金融中心城市一直在不断寻求着自身的突破。　　其实，上海自贸区的获批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早在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就提出，要在上海建立四个“国际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提出要将四个“国际中心”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而这正是上海自贸区最原始的雏形。但改革遭受到的巨大阻力，使其最终搁浅。　　这个城市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金融市场要素，加之以它的区位、经济总量和经济地位等的考量，上海要建立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四个“国际中心”，似乎显得理所当然。但正是“由于金融体制障碍，金融体系不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上海很难依靠自己力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经济中心。”不改革上海的金融体制，上海似乎难有大的突破。　　所以，当李克强总理问上海市长杨雄：要政策，还是要改革？上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改革和政策，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但如果非要二选一，当下的上海无疑更需要改革。　　2011年，上海经济增长数据居全国倒数第二位；2012年，则滑至倒数第一。2013年，我国要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难度不小，并极有可能是23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速。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上海，也不是很多人愿意看到的经济现实。但正是这样的上海和国内经济的整体现状在告诉我们，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人们都在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但如何走出深水区，上海或可做范例。　　没有退路的上海，要面对自贸区这样一个新事物，显然会遭遇许多新挑战，面对许多新问题。不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为了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而设立自贸区，上海自贸区的试验角色，则意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探求新路，意在“用开放促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　　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首推就是金融服务业的改革。在我国，金融业中占比最大的就是国有资产，既得利益集团最强势，市场化程度最低。所以，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就曾揶揄道，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可以“躺”在那里，就能把钱赚了的。　　所以，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尤其令人关注，而开放到什么程度，更是关注的焦点。实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以及打造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被认为将很快实施；如果放开贸易相关的借贷，允许区内进出口企业向外资银行借贷，则被认为将促进利率市场化的实施。事实上，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等的金融改革，都是为改革收集经验，测试压力。　　与之相对应，我国在今年7月放开了贷款利率市场化，但更关键的存款利率市场化尚未放开。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人民银行已经做好了技术上和条件上的准备。尚且不论实现的日期，至少市场化改革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与发展无疑将会是重要议题。改革的重点，依然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健全，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以及在新时期协调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当年的深圳是一块试验田，如今的上海自贸区也是一块试验田，两者之于中国改革的意义都是巨大的，甚至已被业界拿来相提并论。深圳开改革之先，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门栏；如今的上海自贸区则承载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的重任，力图能“在离岸金融创新的维度上，将中国经济带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上海是否能回到黄金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进入开放、发展时代。”新一轮的改革之风，自上海吹来，它的风向也势必会影响到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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